編者按：為持續深入宣傳教育家精神，《光明日報》頭版頭條推出“人民需要這樣的教育家”專欄。5月31日，該專欄以《章開沅：泛舟史海 嘉惠學林》為題，講述了章開沅先生治史問道、樂教愛生的故事，追憶先生的治學精神與高尚品格。現全文轉載如下：

章開沅：泛舟史海 嘉惠學林

“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

章開沅先生離開我們四年了，每每憶及恩師，他留下的這句話仍會在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馬敏耳畔響起。

章開沅，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歷史學家、教育家。他的一生，正是“不為媚時”而“獨尋真知”的一生。

1926年，章開沅生于安徽蕪湖。抗戰烽火中，他隨家人漂泊至川中。1946年，考入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歷史系，后肄業毅然奔赴中原解放區，參加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兼讀研究生。1948年11月，他隨中原大學南下武漢，并于1951年到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

“歷史是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這位史海泛舟的“遠航者”，秉持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不斷駛向學術研究的新海域。

他從研究辛亥革命起步。作為首義發生地的學者，章開沅深感辛亥革命史的獨到魅力，于1954年開始潛心精研。196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他的論文受到吳玉章、范文瀾等人高度贊賞。

1981年，章開沅與林增平主編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出版，被視為“世界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綜論性大型專著”。乘勢而上、深耕細作，他相繼完成多部專著。

其后，章開沅轉向商會研究與中國近代化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研究。根據“貝德士文獻”有關資料，他編寫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等專著，不僅極大充實了南京大屠殺的證據鏈，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日軍侵華暴行鐵證，更帶動了一批年輕學者執著追尋歷史真相。

治學卓越，治校同樣成績斐然。

1984年，華中師范學院院長換屆。民意測驗中，章開沅得票全校第一，破例由教授直接當選院長。“新官上任三把火”，章開沅的這“三把火”，燒向了教學、科研與社會實踐。

針對學校當時本科教育脫離“培養中小學教師”目標、師生情緒低迷等問題，章開沅明確提出“本科為本”，推出了一攬子教學改革舉措——

改學年制為學分制，修訂26個專業的學分制教學計劃，由分化的單科體系逐步變成綜合性知識體系；

鼓勵教師自編教材，以彌補部分教材內容與時代脫節、新開設專業缺少教材之憾，他帶頭垂范，主編的《辛亥革命史》教材獲國家教委一等教學獎；

利用教學質量評估、教學評獎等機制，激發教師教學熱情，明確要求各系教學第一線的教授、副教授應占教師數量1／3以上……

專業發展難以面面俱到，他便重點突破，扶持孵化一批重點學科作為試點，帶動形成多個重點學科；學術創新能力不足，他便開展活躍的學術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讓創意火花盡情迸發；科研經費難以為繼，他便狠抓科研管理、設立青年社科基金，保障優秀青年學者專心科研……

大學的發展，必須具備開放精神。章開沅提出，“高校辦學一定要走出去，與政府、機關、企業進行合作辦學”。1987年9月27日，《光明日報》頭版報道了“華中師大與仙桃市加強科技經濟協作”，向全國介紹“一劑新農藥，救活一個廠”的“仙桃模式”。此后，湖北省全面推廣“校市聯姻”模式，華中師大教改經驗走向全國。

“大學校長既要有戰略，也要有戰術，一位校長的智慧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所大學可以走多遠。”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總結梳理恩師的教育思想，認為“章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蘊含著人本性、科學性、開放性三大特征”。

“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這位愛生如子的“植樹人”，懷揣春風化雨的教育情懷，潛心澆灌學生們的心田。

“每逢人生的大關節處，恩師都是我的主心骨、引路人。”馬敏感慨，“大學時代，我下決心以中國近代史為終身志業，這個決心始于恩師的一堂課。”

1981年，章開沅成為我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作為他的首屆研究生，馬敏的“第一課”，便是在蘇州市檔案館參與整理浩若煙海的蘇州商會檔案。“這使我在學術起步階段，就接受了從第一手資料出發治史的嚴格訓練。此后，我的每一步開拓轉型，無不是在恩師點撥下作出的抉擇。”馬敏說。

不僅善“言傳”，更重“身教”。

1999年，章開沅受邀到舊金山大學參加國際會議，如今是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的劉家峰以在職博士生的身份陪同。第一次出國訪學的他，牢牢記住了恩師的叮囑——教學不只在課堂上，在師生相處的耳濡目染間，學生也能開闊眼界，知道什么是好的學術、如何做優秀的學者。

章開沅曾說過，“以生為本，這是我當校長后的一個基本辦學思想。”對每位學生，他都視作珍寶，細心呵護、傾心栽培。“我愿為青年做一塊鋪路的石子，把你們前進道路上的坎坷鋪平一些。我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話語中，流露出他對學生深沉而熾熱的愛。

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譚徐鋒始終記得這樣一件小事：2000年開學季，初入校園的他因承擔學生工作而錯過了章開沅的演講。當晚，聽著宿舍同學們仍沉浸在演講精彩的余韻中，整晚討論不休，心癢難耐的他請三位同學分別復述，自己匯總整理，拼出了講座的大致輪廓。

因擔心整理稿有失先生本意，他想去找先生確認，卻又怕老校長未必會搭理自己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不承想，章開沅爽快答應：“可以，你23日上午十點來找我！”

“我因下課晚而遲到了，先生擱下手頭工作等了多時卻毫無不悅，對我殷殷鼓勵，還埋頭對著講稿勾勾劃劃，花了半個小時改完，替換了很多不恰切的詞句，連標點都一一訂正，其‘歡喜學生’的心情可見一斑。”譚徐鋒回憶。今天，深受感召的他，以行動傳承著先生的樂教愛生之心。

不戀名利、唯愿守護學術純潔的章開沅，曾四度請辭“資深教授”：“榮譽可以終身，待遇應該退休……學術頭銜終身制把高校變成了一座圍城，我老了，想走出去透透氣，所以先把自家的‘圍墻’拆掉。”學校于2014年同意了他的請辭。

章開沅總將自己比作一株小草，雖“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但其“生命意志何等剛毅，何等充盈，它用億萬群體的集體蘇醒，萌發出漫山遍野的新綠，一片又一片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顏色”。

如今，再不見那從容穩健的身影、再不聞那循循善誘的聲音，卻見桂子山上綠草如茵、生機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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